说起“热情歌颂农业合作化”，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不是会立马联想到“站队”“表忠心”“跟风”？再或者有些朋友会脱口而出：“唉，那个时代谁不是高举口号，真心几分假意几分谁能分得清！”但问题来了，换个角度想想，如果你正处在那个滚烫的历史节点，亲历那场农村社会的剧烈“洗牌”，你会选择做什么——唱反调？当观众？还是像周立波那样，扑下身子，拍下一腔热血，上赶着扎进“新风潮”里，真心实意地为“农业合作化”摇旗呐喊？
周立波这个人，真不是那种坐办公室喝着啤酒、抖着机灵对着历史冷嘲热讽的段子手。从长沙念书踏上文艺路，到东北戎装土改，再到湖南家乡投身合作化，他的作品，铁的主题——不是土改就是合作社。你要说人家图安稳混饭吃、大局已定随大流？人家真不差大城市那一碗饭，不然干嘛非要回乡下当副主任，天天和盛佑亭、王菊生这帮老哥们斡旋？
《山乡巨变》就是这么一个时代产物，它是“歌颂”没错，但绝不只有歌颂。周立波敢于夸的地方，他不仅敢夸，还夸到飞起——农村变美、农民翻身、社员日子不一样。但他也不藏着掖着那些不和谐音符——“亭面糊”撒娇耍赖、“菊咬金”打哈哈闹别扭，陈先晋待在院子里想当“老农民教练”不进社。这要真是纯表忠心的马屁文，弄出这么多胡搅蛮缠的主干啥？
可问题来了：现在的人回头看，觉得夸合作化“太天真”，是“政治正确”绑架了文人？或者说周立波本人就是理想主义大拿，对现实视而不见？万一历史最后证明合作化不尽如人意，那文学是不是成了“美化工具”？
说得好听点，这叫“眼界决定境界”。五十年代的中国农村，农业合作化就是最潮的高科技，你搁今天的年轻人也能天天科普“AI能让世界更美好”——人家那会儿就是深信集体化能让自家饭碗里蛋花多一撮蒜苗。周立波就是从“泥巴地里长出来的作家”，普通农民家孩子，摆脱贫困的梦想比谁都强烈。他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土改，对“天下大同”——哪怕只是村里头能吃饱饭——真心实意地相信。“歌颂”出来的，未必都是被扯着嗓子唱出来的。
但别忘了，文学到底不是农技讲义、也不是历史判词，有没有“美化”其实要看是不是“失真”——而不是是不是“唱赞歌”。《山乡巨变》里农村的美、农民的变、合作化的进步，是真的；农民的懒、难、忧、怯，也是真的。周立波描写那些顾虑重重、心思活络的小农民时，身段放得老低，把他们的小九九、小心眼儿、小作坊算计都写活了。这个“真”，远比“对不对”“站哪一边”重要。
说白了，不是周立波“爱唱歌颂”，而是历史要求作家用“激昂的调子”写新世界。他如果改拿今天的套路，“今天盛佑亭拖拉机又坏了、王菊生地里多长了虫子”，光搞点冷幽默、黑色讽刺，是不是反倒失真？
再说句“逆向”的，要是没有当年的热情歌颂，农民心气还能那么高？中国农村能不能完成那次“大变脸”？你敢说集体力量一点好处没带来？合作化走过弯路，这大家都承认，但在彼时彼地，不为集体奋斗、不为社会主义写首情歌，难道要为老地主写挽联？
当然话不能说死。身为一个习惯怀疑一切的普通读者，谁还没对“热情歌颂”产生过一丝质疑？但你纸上谈兵以后，不得不承认：那种“理想主义爆棚”的年代，也需要有人写出“日月换新天”的气象。有了这些作品，后人才能看到历史的“闪光”，也能映照现实的“黯淡”。
顺带说一句，作家和历史之间，有点像是饭馆厨子和农贸市场：好的食材自然做得香，食材不咋地，厨子再能耐也就那样，不能怪人家大厨“宣扬泡菜好吃”——毕竟他那时就只有泡菜。周立波赶上合作化，写好合作化，是执着，是命运，更是他作为那个年代人的选择。用今天的标准批评昨天的热情歌颂，就像用新能源车去笑话老爷车费油，有点捡便宜不落好。
最后忍不住自黑一句，要真让我回到五六十年代，未必有周立波的勇气敢把生活的热气腾腾写进小说，估计还没走进农村，就在城里当了批判家，专挑群众大会上的错别字揪着不放。但这是不是更容易错过一代人的心跳和热血？
问题抛给各位：如果你生在那个时代，你愿意成为那个“热情歌颂”的人，还是站在一旁揣着手等着历史来“打脸”？你会怎么写自己的《山乡巨变》？这个问题，可不是我能替你们回答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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